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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义逆战,绝境破晓的滚烫红色路标

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在绝境中逆转的关键节点,堪称长征途中乃至中共党史上滚烫的红色路标,彼时红军因“左”倾错误指挥深陷重围,湘江战役后兵力折损严重,中国革命命悬一线,遵义会议的召开,纠正了错误军事路线,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,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、挽救了红军、挽救了中国革命,自此红军摆脱被动局面,突破重重封锁,在绝境中杀出走向胜利的曙光,其承载的坚定信念、实事求是精神始终指引后人。

1935年1月的遵义,黔北的冬雨裹着湿冷的寒气,打在红军战士单薄的军衣上,此前三个月,湘江一战的血雾还未散尽,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.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,前有黔军、川军沿乌江、长江布下的封锁线,后有国民党中央军十几个师的追兵,“左”倾错误指挥把这支队伍拖到了濒临覆没的悬崖边,就是在这样退无可退的绝境里,一场改写中国革命命运的“逆战”,在遵义的山山水水间打响了。

这场逆战的第一枪,先在思想的阵地上打响,遵义会议的会议室里,炭火噼啪作响,连续三天的讨论里,曾经被斥为“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”的正确主张,第一次在党中央取得了决定性地位,当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军事指挥岗位的消息传到部队,许多爬过雪山、闯过封锁线的老战士红了眼眶——这支队伍终于找回了自己的“主心骨”,再也不用打“叫花子跟龙王比宝”的糊涂仗了。

遵义逆战,绝境破晓的滚烫红色路标

但逆战的路从来不是坦途,会议刚结束,蒋介石就调集40万兵力扑向遵义,妄图把红军围歼在黔北地区,1935年1月下旬的土城战役,因为情报失误,红军与数倍于己的川军遭遇,战斗打到最胶着的时候,朱德总司令亲自冲上前沿阵地指挥,陈赓带领干部团发起反冲锋,才暂时稳住战线,面对腹背受敌的险境,中革军委当机立断:西渡赤水河,甩开敌人,谁也没有想到,这一渡,就渡出了世界军事史上堪称奇迹的“四渡赤水”。

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,红军在川黔滇边界的崇山峻岭间来回穿插:二渡赤水回师黔北,五天之内连克桐梓、娄山关,重新占领遵义城,一口气吃掉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,打出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,当地至今还流传着红军的故事:娄山关的尖刀班攀着悬崖绕到敌人侧后,军号一吹,守关的黔军还没反应过来就成了俘虏;遵义城外的老农民冒着枪林弹雨给红军带路,沿着山间小路抄到吴奇伟的指挥部跟前,把敌人的电话线都剪断了,吓得敌军指挥官带着残部逃过乌江,连浮桥都砍断了,把身后一千多追兵全留给了红军。

打了胜仗的红军没有停下脚步,面对敌人重新聚拢的包围圈,又忽而三渡赤水佯攻古蔺,把川军的主力全部引到川南;等敌人慌忙调整部署堵截长江防线时,又突然四渡赤水折返贵州,南渡乌江直逼贵阳,吓得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云南部队来救——而这恰恰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计:云南兵力空虚,红军大踏步西进,巧渡金沙江,彻底把几十万追兵甩在了金沙江以南,真正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。

很多年后,当人们回望遵义逆战的历史,总忍不住惊叹:在敌我力量对比超过10:1的绝境里,在没有后方、没有补给、连地图都不全的情况下,这支衣衫褴褛、缺枪少弹的队伍,为什么能在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中杀出一条血路?答案其实藏在娄山关的石刻里,藏在四渡赤水的河滩上,藏在遵义城里老百姓给红军送的鸡蛋、草鞋里:这从来不是一支靠死板命令打仗的队伍,从指挥员到普通战士,所有人都知道自己为谁而战、要往哪里去;这也从来不是一支脱离群众的队伍,红军到遵义打土豪、分田地,公买公卖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,老百姓知道这是自己的队伍,才会冒着杀头的风险给红军带路、照顾伤员。

今天的遵义,早已没有了当年的硝烟,娄山关的西风台上游人如织,“苍山如海、残阳如血”的诗句刻在山壁上,引得无数人驻足;遵义会议会址的老楼前,总有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举着小国旗,听讲解员讲当年的故事;赤水河上的桥梁车来车往,两岸的酒厂飘着酒香,曾经的战场早就成了安居乐业的家园,但遵义逆战留下的精神从来没有过时:当我们在发展中遇到卡脖子的难题,当我们在前进路上遇到看似跨不过去的坎,回头看看1935年的遵义就会知道,所谓“逆战”,从来不是靠蛮力硬拼,而是敢于直面问题、纠正错误,始终实事求是、走自己的路,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——只要守住这份初心,哪怕身处绝境,也总能杀出一条通向胜利的路。

那场发生在89年前的逆战,从来不是封存在史书里的旧故事,它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路标:告诉我们从哪里来,更告诉我们,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,只要方向对、人心齐,就永远能闯过难关,走向下一个胜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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